进行生物战的手段，时常与化学战不同。前面描述的生物战后果表明，敌人是在不放一枪一炮、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取胜的。联合国在有关生物战的报告中指出，近代世界要进行生物战可能有以下几种途径：①与化学战一样，使用炸药进行爆炸，将生物战剂，即细菌或病毒分散开来。这种方法倒是干脆，但却存在诸多缺点，即难以准确对准目标、炸药的破坏性冲击和爆炸产生的热量使很大一部分菌剂损失而不能发挥作用。②用喷洒器喷洒，喷出可悬浮于大气中的菌剂。③用飞机布撒干剂或制成细菌战弹。此外，还存在着专门适用于秘密战和恐怖行动的生物战手段，它们与特务、间谍之谋杀、纵火、投毒等行径相似，是新时期值得人们重视的罪恶行径。
生物战的图景之一，就是前述那些神秘的带手提包的放毒者，对水库、通风系统、车站、商店等场所进行布毒污染。这种行动在战争中，如在核袭击后的敌国卫生机构混乱中或紧急动员时，就会变得更为有效。一旦生物战付诸实施，其造成的损失将无法估计。苏联专家说，若将核武器、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三者进行比较，生物武器对人员所造成的伤亡损失，将是最大的。
生物战古已有之，只是其方法更加天然，几乎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但也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据我国史书记载，公元前483年，晋侯伐秦时，就有“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的毒杀对方的作战战例。这是对世人的战争启迪，当然会有后续的战例。真正列入生物战史册的是法卡要塞之役。1374年，鞑靼人围攻黑海附近热那亚地区的法卡要塞时，因守卫者顽强抵抗，久攻而不下。于是便有人提出建议，将自己队伍中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投到敌人要塞之中。守塞之人不知其中是计，放松警惕，要塞内果然暴发了鼠疫，疾病迅速蔓延，人员大量死亡，被迫弃城而逃，致使鞑靼人兵不血刃地得到胜利。
几百年后，又一场生物战发生。这场生物战虽然也是利用天然病菌，但是已带有人工痕迹，在某些地方加入了人的智能操作，使用了传播病菌的媒体。176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军队入侵加拿大，遭到当地印第安人的顽强抵抗，进攻连连受挫。在此情况下，英国的一位将军杰佛里·阿莫斯德便给英军上校亨利·博克特指挥官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我们必须用各种计策去征服他们，不能只是强攻，可否设法将某种病菌带到印第安人之中？”博克特照此提示，便遣人将医院中天花病人用过的几条花色鲜艳的毛毯和几块绣满美丽图案的手帕收集起来，以派人和印第安人谈判为名，用“化干戈为玉帛”的方式，将这些东西带去以示亲善。朴实的印第安人首领不知是计，便欣然而隆重地接待了使者，接受了礼物。几个月后，几个首领便卧床不起，发高烧、头痛、呕吐，皮肤出现大量皮疹和脓包，接着便很快死去。随后，又有很多人得了天花病倒下，形成了一次瘟疫。这便是历史上又一次有名的细菌战。
20世纪以来，科学进一步发展，生物学、微生物学和武器生产技术的发展，为研制生物武器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