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庞朴学术文化随笔》(一)
“庞先生是一位真正能够将所学与生活融于一体的人，他的生活看似平常，实则不然。”庞朴的学生、山东大学教授冯建国说。作为蜚声国际的学者、中华文化研究领域的大家，庞朴的学术成就令人仰止，哲思高明令人莫测。然而，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普通老先生，不过这可不是平常所理解的普通，而是经高明而后返回到中庸的普通。
在外人看来，庞朴的生活似乎很简朴，生活中的饭菜也是朴素得很，吃的都是市场上最普通的蔬菜水果、鸡鸭鱼肉什么的。庞朴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规定：每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这给庞朴的身体带来了莫大的好处，老年人整天担心惧怕的“三高”问题，从来没有发生在庞朴的身上。可以说简朴的后面却不简单。
有一天，他递给来访的学生一张报纸，说：“你看一下报纸中这些美术作品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位学生接过来左看右看，始终没看出什么问题。于是，庞朴指着其中的一幅画说：“你看这幅《荀子祭酒图》，画面上的几个人在举杯畅饮，根本不像荀子在讲学，祭酒可是今天所说的老师。这幅画本应展现的是荀子作为当时稷下学宫的学术领袖的风范，然而却被画者理解为一种喝酒畅饮的活动，实在不应该!”
有一次，庞朴在住院打吊瓶的时候，突然对来看望的学生说道：“闲来无事，我给你们上堂课吧，教你们怎么阅读古文。”学生们愣住了，没想到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挂吊瓶的先生要现场开课。庞朴说：“你们知道《论语》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段话吧?……”学生们围在旁边认真听起来。没见过这场面的医护人员及其他人纷纷驻足观看，一时成为病房里的一景。
庞朴还曾因身体乏力等问题住过几次医院。同医院打交道多了，庞朴发现中西医在治疗方法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于是，他给医院也下了个诊断：“中医是治病的人，西医是治人的病。”用简单的一句话，将中西医的本质区别指了出来。在同老中医交流自己的病情时，庞朴说自己的感觉是“麻而不木，肿而不胀”。大家知道，麻过了就是木，肿大了就是胀，庞朴对自己病情的描述真可谓精准。
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庞朴其人其学的最大特色。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
有关《庞朴学术文化随笔》(二)
熟知庞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能够为了真理而无所畏惧的人。1949年，年仅20出头的庞朴，就做了一件置生死于度外的事情：从蒋管区投奔到解放区。到了解放区，庞朴就留在了华东大学。后来，华东大学与青岛的山东大学合校，从此庞朴成为山东大学的一员。
庞朴是以研究中国文化而成为名家的，殊不知，他今天治学的成就最初都是在私塾中打下的基础。在庞朴11岁的时候，日本占领了他的家乡，办了一些“新民小学”，实行奴化。庞朴及其家人坚决不去这种奴化学校，遂转入一个私塾中继续学习。“这或许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吧。”庞朴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五经只读了《诗经》)，等等，就是在那时背得滚瓜烂熟的，由此启发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感性。
庞朴真正研究中国，是从1952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哲学开始的。两年后，庞朴回到山东大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庞朴认为，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应该了解中国哲学思想，遂决定转到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但后来这却成为庞朴被批判的重要原因。
1971年，庞朴被下放到了曲阜。他的书都被贴上了封条。到曲阜后，庞朴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那就是天上的星星特别多。地上没有书可念，他就念这个天书。于是，夏天的晚上，庞朴就搬把椅子，在操场上看星空。花了两年的时间，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没想到，庞朴看星星，却直接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
庞朴的发现引起了天文学界的极大兴趣。中国天文史学界权威席泽宗就曾公开高度评价过庞朴的这一发现，并认为庞朴的这种做法，才是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正确。因为在他看来，现在许多研究中国天文史的学者用的都是西方的科学体系，这样中国很多天文史料都通通被削掉了，如此一来，中国天文史的研究就没法发展了。
有关《庞朴学术文化随笔》(三)
“他是一个很杰出、很有创见的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曾这样评价他。庞朴是中华文化研究的大家，不仅仅指其知识之渊博、见解之深刻，更是指他富有创新精神，往往能够独辟蹊径获得新解。
在庞朴诸多创见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中华文化密码“一分为三”的探究。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庞朴开始从文化现象入手，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比如说，他从黄帝的开始，用黄帝的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纺锤)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等等，最后当然都要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
庞朴深深相信，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三”。于是便用这个密码去开中国文化宝藏之锁，也用开了锁的宝藏文化来反证密码之存在。如《解牛之解》、《相马之相》等。古稀之后，庞朴开始对“一分为三”给出理论上的说明，于是有了《中庸与三分》等尝试。2001年，他开始撰写《一分为三论》，2003年出版，给“一分为三”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庞朴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同时又是三分的;统一是三分的统一，三分是统一的三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密码也正是一个‘三’字。”
有关《庞朴学术文化随笔》(四)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出现，与庞朴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和推动有莫大关系。1981年，庞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聘，担任《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庞朴发现中国当时极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原因自然是““””造成的。“谁也不会想到，十年‘“”’的恶果之一，竟是大革了文化的命。”因此，庞朴开始在学界呼吁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当然，“文化热”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社会背景，即跟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有关。现代化的对立面是传统，所以在谈现代化的同时，很自然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西方曾认为：要现代化就不要传统，要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现在国家提出现代化了，那传统怎么办?这是当年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1982年，庞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发出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时代呼声，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序幕。
文化是什么?庞朴为此曾去钱钟书先生。钱钟书说，你不问我的时候，我知道文化是什么，你一问我，我倒糊涂了。事实上真是这样，当时谁也搞不清楚文化的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怎样发展的?怎样衰败的?文化跟政治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没有人能形成非常肯定的表述。1949年到1979年，30年里中国只出版过一本关于文化的书。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庞朴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发表演说、撰写，阐述其对文化的各种思想认识，从而推动了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庞朴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可归纳为“一二三”：一就是一个定义，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人化。二就是认为文化有两个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三就是文化有三个层面，即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庞朴对于文化的定义、两个属性和三层结构的阐述，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成为探讨中华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指导。
庞朴特别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并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最后就会蒸发掉。满族就是一个例子。满族统治了全国，最后满族自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它的文化和它的民族分离了，满族文化失去了民族性，最后这个民族就没有凝聚力了。
然而，“文化热”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却形成了一股反传统的潮流，自由主义文化观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具体体现就是纪录片《河殇》。《河殇》中说中国是黄河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提出要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代替黄河文明。后来，王元化提出“新启蒙”，认为五四时期的科学和民主问题没有解决好，过去的传统是一直处在蒙昧时代，现在要继续解决启蒙问题。因此，《河殇》和新启蒙，都是自由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看法。然而，他们否定文化民族性的倾向，很快便被历史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