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外国作家的名字了：大仲马。早在大学时代我就看过我能够找到的所有他的作品，当然是中译本。《三个火枪手》这本书更是作为床头书在寝室放了很久，直到过了借阅期才恋恋不舍地归还，第二年又借出来一次。
法国的金庸——这是比较直观的形容。按照先后与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者应该说，金庸是中国的大仲马。读他的书是相当愉快的经历：引人入胜的情节，轻松幽默的对白，疏密相间的场景描写，还有让人快活的人物。没有沉重的哲学思考，没有刻意要反映的历史与现实，就是讲一个有趣故事。在这一点上，他比金庸更加纯粹。小说=好故事这个观念，就是他最先带给我的。
这也是大仲马被很多人不屑的理由，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曾津津有味地捧读过《基督山伯爵》。毫无价值的通俗小说——我所尊敬的一位朋友这样评价过。但并不妨碍我自己的喜欢，总而言之，我就适合这一类粗浅读物。
金庸自己也曾提到大仲马，我记忆中大概有两处，一是说到《侠隐记》(《三个火枪手》或《三剑客》的旧译)，二是复述了大仲马的名言：历史是用来挂小说的钩子。可以看出他的确受到了这位法国作家的影响，《鹿鼎记》中周旋于皇室与天地会之间的韦小宝，有达达尼昂的影子;而《连城诀》里牢狱一段，明显承袭了基督山伯爵中的描写。不同的是，金庸的作品更加社会化，有隐含其中的政治观点，大仲马则要轻松得多，诚如他所言，历史与观点只是钩子，故事与人物才是最重要的。
说到这里大约就要提到中国与法国不同的民族特点。宗法制度下的大一统的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大背景无处不在;相对而言法国尽管也经历了集权时代，却始终保留了注重自由与尊严的骑士传统和市民精神。最周密最黑暗的宫廷阴谋，也可以用一种轻松有趣的笔法来描写，并没有什么必须要为之牺牲的主义，自由、爱情、友情才是最重要的。
和多数人不一样，大仲马的小说里最喜三剑客，其次玛戈王后，基督山伯爵倒不是很喜欢。三剑客最让人动心的是友情，玛戈王后则是爱情，收藏断头台上爱人头颅的情节在《红与黑》中曾被提到并效法。铁面人的故事被一再拍成电影，对历史出人意料又丝丝入扣的假想令人拍案叫绝，此外还有那些充满机智以及不动声色冷幽默的对话，每部小说中都可以找到让人哈哈大笑的细节。
不得不说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实在太滞后。大仲马的小说，国内翻译过来只有寥寥几部，而且很少再版。就连三部曲，除了三剑客之外，后两部也难觅芳踪。前一段时间无意中在书店看到《二十年后》，赶紧买下来，《布拉热隆子爵》却遍寻不得。不能理解的是，为何要将同一部书翻来覆去作出无数译本，却不考虑寻找更多的书源?是保守偷懒的心态还是引进的限制?在我，还是希望这位拥有世界最多读者群的作家能够更多被介绍到中国来。
写完之后，在网上找到一段金庸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其中一段：“《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法国政府授我骑士团荣誉勋章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Gilles Chouraqui先生在赞词中称誉我是‘中国的大仲马。我感到十分欣喜，虽然是殊不敢当，但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而且是以十二三岁时开始喜欢，直到如今，从不变心。”
如此说来，金庸果然是大仲马的追随者。看到我所喜爱的作者如此褒扬另一位，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啊。